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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56 社会学新周刊|养老靠儿子还是靠女儿?老年困境促使传统东亚父母转向更性别平等的代际联系模式,女儿的多重作用随时间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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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25

韩国代际联系的性别化模式:

从初步老年向中度老年过渡




Lim‐Soh, J., Kim, D., & Kim, K. (2024). Gendered patterns of intergenerational contact in Korea: Transitions from young‐old to middle‐old.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DOI:
10.1111/jomf.13009
影响因子:

IF 2.7,SSCI JCR Q1,中科院1区,社会学Top

研究领域:

家庭社会学、性别研究、代际关系


编辑语:


上篇研究从家内性别组合的角度探究了数字化时代的意大利老年父母在互相分离后如何以不同方式与儿子和女儿进行代际联系,结果发现父女联系在家庭解体后出现了最明显的疏远。这篇研究则回到东亚,从多重生命历程事件的角度探究性别化的代际联系如何随时间演变。从最基本的议题来说,今日推文将要回应大众关心的一个问题,如今的东亚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还符合儿子养老的传统父系家庭模式。文章发现,虽然21世纪初韩国仍有相当多的老年父母更偏好与儿子建立密切代际联系,但随着女性社会权利的强化和国家福利制度的健全,韩国老年父母在老去过程中遭遇丧偶、身体功能问题、抑郁症状等重大问题,这促使越来越多的父母与儿子和女儿建立起同样密切的联系。换言之,至少可以认为,女儿的作用相较于过去“儿子养老”的模式而言变得更为可见了,特别是,在抑郁问题上女儿甚至提供更多联系支持。文章的发现表明,老去是一个长而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关系围绕父母的需求而变动,即便是最顽固的性别化代际关系传统也可能迎来具体而微的变化,而这家庭内部的小小变化可能组成更为宏大的结构性未来。或许进一步要问的是,女儿也养老,然后呢?


摘要:


研究目的:为了确定在亚洲情境下,老年人与其成年子女之间代际联系的性别模式随时间发生的变化。

研究背景: 在家庭观念浓厚、对老年照料抱有性别化期望的社会中,老年人与其成年子女之间的联系模式对老年人的健康有很大影响。
研究方法: 作者使用了韩国老龄化追踪研究(Korean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KLoSA)2006年和2016年的两轮数据;1311 名韩国老年人分别报告了他们在 65-74 岁和 75-84 岁时与 5663 名不同性别成年子女的联系频率(面对面联系和媒介化沟通)。运用潜在转变分析(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LTA)方法来识别多个子女之间的性别化模式,并检验不同调查轮次间的模式转变。
研究结果: 2006 年,更频繁联系儿子的比例是更频繁联系女儿的比例的2倍。然而,这种性别不平等的联系模式很可能在 2016 年过渡到性别平等的模式。(身体)功能限制的出现与过渡到跟儿子、女儿都频繁面对面联系有关,而临床上显著的抑郁症状的出现与过渡到更频繁地与女儿进行媒介交流有关。
研究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在韩国老年人中,传统的重男轻女(son preferential,或译为“儿子偏好”)的联系模式有所减少,转为两性平等的接触模式。此外,在从初步老年向中度老年过渡过程中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突出了女儿作为亲缘维系者(kin-keepers)在情感上支持父母的作用。
关键词:代际联系、潜在转变分析、父系性别规范、儿子和女儿、家内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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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代际联系的重要性】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的代际联系对双方的健康和生活质量都很重要。老年人可能受益于子辈或孙辈的联系,在面临健康状况下降或丧亲之痛时尤其如此。成年子女也能从履行孝道中获得满足感,有时还能从父母那里得到家务或育儿上的帮助。
-【家庭内的代际联系差异与西方性别化模式】老年人与子女联系的频率差异同时存在于家庭之间和家庭内部。就家内而言,父母与不同子女联系频率的差异通常受到文化和性别规范影响。西方社会中女儿通常扮演亲属守护者的角色,承担照料、联系、信息沟通、仪式代表等功能。但一些研究表明在西方社会中子女性别对于老龄父母联系而言并不重要。
-【东亚社会变迁的性别化代际联系】传统父权制文化规定由儿子提供养老联系与支持,但文化和人口变迁使得女儿的代际支持作用日益重要。
-【研究空白】东亚老年父母与其成年子女在家庭中代际联系的性别化实践仍未得到充分研究。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在东亚家庭内部的性别化联系模式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的,特别是没有考虑父母的危机情况(如丧失亲人或健康恶化)。
-【韩国情境】韩国是一个快速老龄化的社会,2023 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18.4%。同时,韩国的生育率和结婚率也处于全球最低水平。这带来了巨大的养老压力,因此,家庭的养老作用尤其受到关注。韩国传统上遵循父系规范,但随着现代化、经济发展、女性教育和劳动市场机会的增加,以及公共养老金和正式护理服务的扩展,家庭结构和代际联系模式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韩国女性为父母而非公婆交换代际支持。
-【研究问题】:1)韩国老年人与成年子女的代际联系中是否存在性别模式?2)这些模式是否随着父母年龄增长而变化?父母的生活转变(如丧偶或健康衰退)是不是与子女联系的“转折点”?


**研究方法:**


- 【数据】: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韩国老龄化追踪研究(KLoSA)2006年和2016年两波数据,对1311名韩国老年人及其5663名成年子女的联系频率进行分析。KLoSA面板数据涵盖了10254名45岁以上的个体,研究首先限制分析范围为2683名2006年处于“年轻老年人”(65-74岁)阶段的受访者。进一步为了关注家庭内的性别差异,排除了没有多性别子女的598名参与者。在合并两轮数据过程中,丢失了774名(37%)未能得到追踪和未提供子女联系信息的样本。
- 【模型】潜在转换分析(LTA,基于三种代际联系模式)、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使用了家庭聚类标准误)
- 【因变量】代际联系Intergenerational contact:基于代际联系方式的频率问题生成家庭内部联系的6个变量,也即面对面联系家庭均值、面对面联系家庭标准差、面对面联系性别差异(正值表示与儿子联系更多、负值表示与女儿联系更多)、媒介联系家庭均值、媒介联系家庭标准差、媒介联系性别差异。LTA方法分别利用面对面联系和媒介联系的家庭平均值、家庭标准差和性别差异生成跨时间段转变的潜在类别。
- 【自变量】父母需求Parental needs:婚姻状况(在婚=1,丧偶/分居=0)、功能限制(有活动限制=1)和抑郁症状(总分大于等于10分=1)
- 【控制变量】基线父母特征:年龄、性别(1 = 男性,0 = 女性)、教育程度(1 = 初中或以上,0 = 小学或以下)、城市居住地(1 = 居住在大都市地区,0 = 不居住在大都市地区)、就业状况(1 = 已就业,0 = 未就业)、女儿和儿子的数量以及与任何孩子同住。子女特征: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子女数量以及与父母同住。描述中涵盖但回归中未纳入的基线父母变量:最小子女的年龄、孙辈的数量以及与特定子女(即长子、女儿和儿子)的同住情况。


**理论意义:**


- 研究反映了父系性别规范在21世纪初的韩国依然存在,并强调了关注亚洲家庭内部联系动态中的性别差异的独特重要性。基期结果发现韩国父母与儿子更频繁联系的比例是与女儿更频繁联系比例的2倍多,背后成因之一是韩国父母更常与儿子同住。韩国家庭的双向代际支持主要体现在儿子身上,儿子获得父母的时间、金钱投入、家产和财富继承并为父母提供养老支持。而且动态结果分析表明,与美国不同,韩国家庭内部的子女性别差异是影响代际联系差异的主要子女因素,而婚姻、教育、收入和地理位置等其他子女因素都不影响代际联系模式。
- 研究也同时采用家庭内部和家庭间方法来研究代际联系的动态,发现父系性别规范的重要性在十年间有所下降,传统规范转型,而性别平等主义规范兴起。父母与儿子更频繁当面联系的比例降至 25%,与儿子更频繁媒介沟通比例降至 9%。取而代之的是同样不频繁的当面联系(35%)和同样频繁地与进行媒介沟通。同时,同住现象总体上有所减少,代际联系有所削弱,这在父母与儿子之间尤为普遍。这些结果对政策有重要意义。首先,韩国女性现在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并与父母双方进行更平等的交流。其次,韩国福利制度的扩大(基本养老金和全民长期护理政策的建立)可能会减少老年父母对子女的依赖。再次,韩国老年人广泛采用移动技术导致了更加频繁的在线交流,而这也使得同样不频繁的面对面联系更常见。
-从父母的需求角度而言,父母的生命事件确实是他们与子女联系的关键转折点。首先,父母丧偶事件的结果证实,子女在父母丧偶后提供陪伴和社会情感支持十分重要,而这也凸显了无子女、子女较少或子女移居海外的老年人的脆弱性。丧偶和离婚与过渡到同样频繁的媒介联系有关,表明成年子女的孝道在韩国社会的危机情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父母功能障碍事件的结果跟已有研究并不一致,既不符合父系社会对儿子养老的理想规范,也未呼应成年女儿在东亚人口快速老龄化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照顾者角色的讨论。成年子女对父母功能限制的反应似乎不分性别,儿子和女儿都会出手相助,使得面对面联系变得更为子女平等,但媒介联系没有出现这种性别趋同转变模式,这可能是因为媒介联系与功能限制产生的护理需求无关。
-再次,父母抑郁症状的结果特别体现了女儿的“亲缘维系者”角色及其社会情感支持作用。出现抑郁症状与过渡到更频繁地与女儿进行媒介交流以及同样频繁地进行媒介交流有关。这呼应了已有研究对于父母在抑郁时可能依赖子女提供社会情感支持的已有研究发现。


**研究不足:**


- 【世代和时期问题】研究使用的是面板数据,无法完全区分生命过程进展和社会变化对代际联系的影响。
- 【样本选择问题】研究使用的追踪数据在10年间丢失了30%以上,留下的样本可能代表相对更健康、更有代际联系优势的父母,而无法代表最被社会孤立的老年人群体。
- 【少子女或无子女家庭问题】为了关注成年子女之间的性别差异,研究排除了只有一种性别子女的父母。而这并不能反映韩国严峻的生育趋势,未来儿女双全的家庭会越来越少,而少子女和无子女老年人会越来越多。
-【代际联系测量细化问题】研究确定的四种代际联系模式并不全面,例如无法反映性别和年龄的组合,类似与最小的女儿频繁接触等。
-【同住子女代际联系的测量问题】数据未包含同住子女联系频率信息,研究者将同住子女联系频率自主设置为最高频率,并在分析中控制同住,但这仍不能反映同住子女代际联系的真实状况。


**未来研究展望:**


- 【关注少子女老人和替代性网络】可以关注无子女和少子女的东亚老人,探究在没有机会与子女代际联系的情况下,他们是否以及如何形成替代性社会网络,如参加宗教团体或与自认的亲属生活在一起等。
- 【区分时期和世代效应】如果有容纳更多时期的数据,可以进一步分别确定生命历程的发展和社会变迁对代际联系的影响。
- 【更多动态研究】继续关注东亚社会中父母与成年子女间代际联系模式的变化。
- 【更细致的代际联系模式】可以用定性研究来探究诸如代际联系中的年龄和性别组合,例如,父母可能更偏爱与最小的女儿频繁联系之类的。
- 【同住子女代际联系数据】收集有关同住子女代际联系的详细数据,通过分析这些数据以获得对代际联系更多更深的理解。
- 【更广泛的关系研究】探索晚年生活中更广泛的亲属或非亲属关系,而不仅仅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联系。



Abstract

Objective
The goal of this brief report is to analyze parent-adult child contact frequency in intact and non-intact families by focusing on parent and child gender and the type of contact.
Background
Parental separation increases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with separated fathers having less frequent contact with their adult children compared to separated mothers. We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father–mother gap in post-separation contact varies according to parent–child gender mismatch and the type of contact, that is, face-to-face, phone, or digital (e.g., via video calls).
Method
We use data on Italian families from the Family and Social Subjects survey to examine parent–child contact frequency among 6770 adult children aged 30–55 (11,041 parent–child dyads). We estimate random and fixed effects models on the probability of having frequent contact with biological parents in intact and non-intact families (parental separation before age 18).
Results
Fathers' reduced contact frequency compared to mothers is particularly evident with daughters, more pronounced in face-to-face and phone contact than in digital contact, and greater among younger daughters at the time of separati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phone and digital contact are larger for fathers who have also less frequent face-to-face contact compared to mothers.
Conclusion
We interpret these findings by focusing on the centrality of mother–daughter ties and the loyalty that children have with the same-gender parent. We also suggest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contact reinforce gender differences between parents and may lead to a polarization of older parents with “strong” and “weak” family ties.
KEYWORDS
aging, divorce, family interaction, gender,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主要信息源:

期刊主页;Google学术搜索快讯;

Stork;Resear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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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兴趣领域:

社会分层;家庭社会学/性别研究;

教育社会学/青少年发展;

健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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